韓素音1917年出生于廣東，18歲時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留學，后來以“英籍華裔女作家”而聞名于世。因緣際會，我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通過《中國翻譯》雜志知道她的名字，1993年因為參加中國譯協(xié)組織的第五屆韓素音青年翻譯競賽，與韓素音沾上一點聯(lián)系，卻由此與翻譯結(jié)緣，我的人生道路也從此發(fā)生改變。1993年是我在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攻讀碩士研究生的第二年，雖然學的是語言學專業(yè)，但對翻譯一直有興趣。在孫致禮教授的鼓勵下，我和其他幾位同學一起，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參加了當年的韓素音翻譯競賽，沒想到，結(jié)果出來，我們居然有四個人獲獎：

 

我和何學文獲得一等獎，王英姿和一個叫簡曉耕的同學獲得優(yōu)秀獎。何學文當時學的是英美文學專業(yè)，因為這次獲獎，有機會調(diào)到軍委的一個下屬單位工作， 當時香港即將回歸，他參與了大量跟軍事有關(guān)的法律文本的英漢翻譯工作。即使是現(xiàn)在，翻譯也是他工作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參與翻譯的作品有與國防和法律相關(guān)的資料和書籍，也有電視、電影，還有《苔絲》《頂級競爭力》等文學、經(jīng)濟方面的作品；

 

既有英譯中，也有中譯英。王英姿當時是翻譯專業(yè)的學生，師從喻云根教授，翻譯理論和翻譯實踐方面都很有根底，后來翻譯了多部文學作品，成為潘文國教授的高足。博士畢業(yè)以后，參與了陸谷孫教授主編的《漢英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平時主要從事翻譯和對外漢語教學工作，為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而對我來說，那次參賽，就是我人生的轉(zhuǎn)折點。韓素音翻譯獎進一步激發(fā)了我對翻譯的興趣，同時也給我足夠的信心去追求自己兒時就有的當翻譯的夢想。我決定放棄語言學，轉(zhuǎn)而從事翻譯。我不是天資聰穎的人，但我是個用功的學生，我的語言學專業(yè)成績還可以，1994年畢業(yè)的時候，我的論文《功能文體學視角下的英語法律文本》還被評為優(yōu)秀碩士論文，但我還是義無反顧、滿腔熱情地轉(zhuǎn)向翻譯，人生的軌跡就這樣發(fā)生了改變。

 

韓素音翻譯獎最直接的好處，是使我得到很多的翻譯機會，有時還可以接到一些較好的翻譯項目。1994年，我為中國計劃出版社翻譯了《外商投資指南》，并順利獲得出版。接下來，靠著這個獲獎證書，也靠著孫致禮教授的傾力舉薦，我和何學文、王英姿一樣，跟臺灣林郁出版公司簽下翻譯合同。我先后簽了三個出版合同：第一部《印度羽毛扇》，是跟唐慧心教授合作翻譯的，說是合作，唐教授指導良多，讓我受益匪淺；第二部《翼》，跟何學文合作完成，第三部《最后一個無辜的人》，獨立完成。隨著經(jīng)驗的不斷積累，開始有信心駕輕就熟地從事小說翻譯了。隨著翻譯能力的逐漸提高，后來還有機會參與譯林出版社和商務(wù)印書館的翻譯項目，其中有漢英雙解新華字典的英譯和《新時代英漢大詞典》的編纂， 2004年克林頓自傳《我的生活》的翻譯，也是我所參與的翻譯項目中的一個。在翻譯過程中，無論是文學翻譯、法律翻譯、科技翻譯還是詞典翻譯，一些疑問不可避免地呈現(xiàn)出來，并引發(fā)我對翻譯問題的思考。我是《中國翻譯》的忠實讀者，翻譯中的一些疑問往往都是到這本學術(shù)期刊中尋找解答。

 

與此同時，在閱讀這本學術(shù)期刊的過程中，我逐漸萌發(fā)了對翻譯研究的興趣。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國翻譯》掀起了關(guān)于翻譯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shù)的討論，是否能夠“建立翻譯學”、建立怎樣的翻譯學成為討論的熱點。這些問題的討論一直牽動著我的興趣，不知不覺，我自己也參與到這場討論中來，成為translation community中的一員，通過閱讀這些論文，也通過《中國翻譯》雜志社和中國譯協(xié)組織的翻譯講習班，認識了一些從事翻譯研究的學者，并在1999年有幸考入南京大學，在張柏然教授的指導下攻讀翻譯方向的博士學位。在南大期間，我較為系統(tǒng)地學習了中西方的翻譯理論，2002年拿下了博士學位，但我對翻譯的探究沒有因為畢業(yè)而停止。從1994年到2014年的二十年的時間里，我發(fā)表了學術(shù)論文三十多篇，這些論文記錄了這么多年來，我對翻譯問題的思考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