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并不是中國對昆德拉的最早譯介，甚至還有許多“先天不足”，但在停止印行十幾年并由“合法”的許譯本作為書市的替代后，韓譯本在讀者中卻仍具巨大的魅力。為什么偏偏是韓譯昆德拉在當時和后來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響呢?
韓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無疑已成為新時期中國翻譯文學實踐中的一個文化事件。它對捷克乃至東歐文學譯介傳統(tǒng)在當代中國的延續(xù)，對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對外來文學資源在中外文學交流整體中的多元和均衡，都有其獨特的意義。“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媚俗”等詞句，在中國已成帶韓少功標記的昆德拉關(guān)鍵詞，在當代漢語文學和文化中廣泛流行。
原作者對譯本的認可，真可以作為翻譯忠實性的擔保嗎?果真如此，韓少功所依據(jù)的M•H•海默的英譯本，同樣曾是昆德拉認可并盛贊的，但后來他們卻因信任危機而斷交。作為蒙冤的昆德拉翻譯者，海默并不是第一個，也不算最后一個。
昆德拉從對翻譯質(zhì)量的必要警惕開始，最后發(fā)展到對已進入異文化傳播和接受流程中的文本權(quán)力欲的無限膨脹，甚至對翻譯主體之創(chuàng)造性的無條件褫奪，其實是一種文學翻譯的烏托邦狂想，是來自弱勢民族的流散作家之文化焦慮的體現(xiàn)。
幸運的韓少功，冤屈的海默，無奈的昆德拉!
要是與魯迅、巴金等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前兩代作家相比，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中國大陸作家中，韓少功是少數(shù)能通過外文(英語)閱讀外國文學作品的作家之一，更是其中做過文學翻譯的屈指可數(shù)的作家之一。因為建國后十七年間“一邊倒”的政治文化，更因“文革”期間中國教育所遭受的災(zāi)難性沖擊，這一代作家的外語水平普遍有限。初中畢業(yè)就下鄉(xiāng)插隊的韓少功與同代人并無差別，不過也許是受其學外語的姐姐的影響，更由于他的“別有用心”，早在1985年，他就去武漢大學英文系進修學習，這正可以看作其文化視野開放的一個表現(xiàn)吧。而如果就其文學翻譯所產(chǎn)生的影響來說，在同時代大陸作家中至今幾乎無人可以匹敵了。
當然，這主要是指韓少功與韓剛合作翻譯的捷裔法籍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在這之前，他還與韓剛合作翻譯出版過《命運五部曲》(五角叢書之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87)，其中收錄了威廉•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蘇珊•希爾(Susan Hill)、丹尼斯•V•貝克(Dennis Baker • V )、約翰•威恩(John Wayne)、羅德•威爾(Rod Weir)、J•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等英美作家的短篇小說;之后又翻譯出版了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Fernaiado Pessoa，1888-1935)的隨筆集《惶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但影響就遠不如前者了。
1986年，剛剛進修過英文的韓少功便赴美作短期訪問，當時正值昆德拉及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在美國的熱潮方興未艾，歐美文壇對一位弱小民族作家的普遍關(guān)注及高度評價，引起了韓少功的注意。回國后，他從一位北京朋友處借來此書的英譯本，便急切地讀了起來，并為之深深吸引。隨后即向出版社推薦，建議盡快出版中譯本。在一時無法找到合適譯者的情況下，他才不得不親自抄刀。他動員在大學教英文的姐姐韓剛(現(xiàn)任海南師范大學外語學院教授)一起參加，兩人分工譯出初稿后，最后由他做文字上的統(tǒng)一潤色修訂。1987年9月，作家出版社以“內(nèi)部發(fā)行”方式出版后，立即引起國內(nèi)文壇的注意，昆德拉一時成為中國讀者和作家中最為熱門的外國當代作家。此書初版印行24，000冊后又一再加印，1991年又出版修訂本。直到1992年10月中國加入“保護文學和藝術(shù)作品伯爾尼公約”后，此版才停止印行，前后總計銷售據(jù)說達百萬冊。2003年后，坊間銷售的這部昆德拉代表作才由獲得版權(quán)授予的許鈞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所替代。
有意思的是，在由中國圖書商報等媒體發(fā)起的兩次圖書影響力調(diào)查活動中，韓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都榜列其中。這本已停止印行15年之久的中譯小說，其影響力并沒有被“合法”的新譯本所替代。在2008年的“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0本圖書”榜中，它名列27種入選外國文學作品的第16位;在2009年公布的“新中國60年最具影響力600本書”中，此書再次位列34種外國文學書目的第18位。與許譯本相比，韓譯本有許多“先天不足”：源本出于原作的英譯本而非原創(chuàng)的捷克語本;譯者只是業(yè)余“客串”;沒有原作者認可或原出版機構(gòu)的版權(quán)授予，等等。但從這兩次由讀者、專家和媒體人共同票選的影響力調(diào)查可知，韓譯本在讀者中仍然具有巨大的魅力，其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一斑。
從新時期中國翻譯文學的整體看，韓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無疑已成為一個翻譯文化事件，有著許多標志性的意義。盡管從魯迅、周作人、茅盾等早期新文學作家開始，東歐文學就已經(jīng)被倡導和譯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冷戰(zhàn)格局下，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東歐文學的譯介甚至還出現(xiàn)了一個相對繁榮的格局，但在近百年歷史中，與西歐、北美等西方強勢文化的文學相比，無論其譯介的廣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尤其在新時期初西方文化和文學思潮大量涌入本土、西方現(xiàn)代派成為文學變革的最大外來資源之際更是如此。從這個角度說，韓少功譯作的意義，對捷克乃至東歐文學譯介傳統(tǒng)在當代中國的延續(xù)、對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對外來文學資源在中外文學交流整體中的多元和均衡，都有其獨特的意義，這是大而言之。
對此，韓少功一開始就有明確的意識，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譯者“前言”中提到，“東歐位于西歐與蘇俄之間，是連接兩大文化的結(jié)合部……同中國人民一樣，他們也經(jīng)歷了社會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曲折道路，面臨著對未來歷史走向的嚴峻選擇。那么，同樣正處在文化重建和社會改革熱潮中的中國作家和讀者，有理由忽視東歐文學嗎?”他還進一步追問：一個來自不發(fā)達的弱小民族作家，是什么使歐美文壇如此興奮躁動呢?雖說這樣的國籍和文化歸屬昆德拉本人未必接受，而且以西方世界的反響作為關(guān)注的理由，也常常被人指責為另一種意義上的“西方中心主義”，但它直接引發(fā)的問題是：昆德拉到底是一個怎樣與眾不同的作家呢?這也就是小而言之的韓譯昆德拉的意義了。在韓少功看來，昆德拉的深度在于“由政治走向了哲學，由強權(quán)批判走向人性批判，從捷克走向了人類，從現(xiàn)時走向了永恒”;在寫法上，昆德拉包容了哲理散文筆法，大大開拓了小說的可能性，尤其對當時局限于政治清算和感傷傾向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現(xiàn)狀是一次極大的沖擊。
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并不是中國大陸對昆德拉的最早譯介，早在1985年，華裔美籍學者李歐梵就發(fā)表了《世界文學的兩個見證：南美和東歐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啟發(fā)》(《外國文學研究》1985年第2期)一文，介紹并呼吁馬爾克斯和昆德拉對中國文學的特殊意義，而由景凱旋、徐乃健合譯，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1987年8月)甚至還早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問世。為什么偏偏是后者在當時和后來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響呢?
這當然與作品本身在題材情節(jié)、精神風貌和藝術(shù)探索方面的特點有關(guān)，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為昆德拉的代表作有關(guān)，也與譯介所遭逢的文化語境和歷史時機有關(guān)，它與中國當代文學形成的親近認同和差異刺激，注定具有“當春乃發(fā)生”的歷史性限制;同時，它還與韓少功作為新時期中國文壇杰出作家的身份所具有的影響力有關(guān)。而與新世紀初“合法”出版的許鈞譯本相比，韓譯本之所以深入人心，除先入為主的因素外，也與韓少功在翻譯過程中的成功的語言轉(zhuǎn)換和闡釋方式分不開。雖說出于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壓力，韓譯本在字句上不得不做一些處理，比如刪去了近300字的有關(guān)政治和性愛的“犯禁文字”，也有一些文字的錯漏(修訂本大部分得以補糾)，而另一方面，正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和譯者許鈞所強調(diào)的那樣，法文本是由原作者修正、確認并授權(quán)中譯的，新譯者也意圖凸顯另外一種“忠實性”的處理方式。不過在兩個譯本之間，其實很難說有足以對文本的精神內(nèi)涵和文體特征的理解引發(fā)明顯差異的不同。這里只說兩個簡單而最明顯的例子。
比如最明顯的區(qū)別是兩者書名的異譯。本來，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shù)》一文中談到這一書名中的being一詞時，曾明確指出它不是existence(存在)，不是life(生命)，也不是condition(狀況)。他還反對把莎翁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譯成“活著還是死去”，而一再強調(diào)being是一個“讓大家不舒服的詞”。因此，兩位譯者最初對關(guān)鍵詞“being”或者“L’être”所對應(yīng)的到底是“存在”還是“生命”各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按原作者的意圖，“在”、“存在”或“生存”等詞語似更加遠離日常口語而令人“不舒服”，但韓少功在該詞的含義和漢語習慣層面上的考慮最后顯然為許鈞所接受(見韓與許的對話，載《南方周末》2002-8-8)并沿用。
現(xiàn)在看來，兩種譯名的唯一差別在于語序，許鈞所強調(diào)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許譯)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韓譯)的區(qū)別在于“生命”內(nèi)涵的大小，認為“原書名‘生命中’的范圍太廣，是一個總的概念，包括了死亡在內(nèi)的一切東西，這么龐雜的內(nèi)容很難在一本書中談清楚;而新書名中的‘生命’二字單指生命本身，多出了許多的哲學意味。”這段話的意思實在有點模糊。首先，昆德拉的原意恰恰是指“包含了死亡在內(nèi)的一切東西”的being，它的內(nèi)涵甚至超出了廣義的“生命”life，這才更富于“哲學意味”;其次，“生命本身”如果從哲學意義上理解，為什么要排斥“包括死亡在內(nèi)的一切東西”呢?第三，同樣是漢語的偏正詞組，某一副詞與主詞間的語位遠近是無法區(qū)分副詞本身涵義的廣狹大小的�？梢钥隙ǖ囊稽c倒是，許鈞的譯名將“不能承受的”(Unbearable或L’insoutenable)前置，強調(diào)了作品所表達的生存體驗及其思考，的確比韓譯更符合作者的原意，但這并不是法譯本與英譯本之間的差別，而是許鈞在譯法上的改進，與所依據(jù)的源本無關(guān)。
至于另一個影響廣泛的關(guān)鍵詞“媚俗”(Kitsch)，似乎更體現(xiàn)了翻譯的先入為主的力量。Kitsch是西方多種語言共有的詞匯，它的本意是“矯飾”和“俗氣”，雖然昆德拉在小說中意圖呈現(xiàn)的是一種自我感動和因自我感動而自我滿足的意味，有人因此主張譯為“媚雅”更貼切，但“俗”畢竟是此詞的最終也是最核心的含義，而且韓少功的“媚俗”至少在字面上概括了“矯飾”和“俗氣”兩種含義，從而為漢語創(chuàng)造了一個至今富于生命力的新詞。
不管是“生命”還是“媚俗”，在這兩個最有可能出現(xiàn)不同處理方式的地方，許譯最后都延續(xù)了韓譯的做法，也是實出無奈。而譯文出版社祭出原作者昆德拉的話，來強調(diào)法文本“與原文具有同等的真實性”，希望以此凸顯新譯本的權(quán)威，仔細想來仍是一個無法確證的說法。因為若按照譯文社宣稱的邏輯，就算昆德拉的修訂認可是保證法譯本真正具有與捷克原文“同等的真實性”的防偽標簽，仍無法保證這個標簽對中譯本同樣有效。因為中譯本只獲得原作者的授權(quán)，并沒有——至少目前也還無法得到像昆德拉對待法譯本那樣的具體修正和確認。道理很簡單：昆德拉不懂漢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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