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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wèi)茂平：翻譯就該“摳字眼”
發(fā)布時間：2016-12-23 17:38 點擊：
衛(wèi)茂平，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主任，博士生導師。身為高校德語老師，他幾十年來潛心翻譯，已出版譯著三十余部，同時在中德文學交流史方面有著深入的研究。對于經典翻譯名作，他曾多次指出謬誤；對于當今譯壇之流弊，他更是飽含憂慮。在中國翻譯研究院成立之際，中國網對衛(wèi)茂平就翻譯的原則和難點進行了專訪。他以自己多年翻譯的經驗為例進行了講解，也提出了對于翻譯界發(fā)展的殷切希望。 衛(wèi)茂平接受中國網采訪，講述個人翻譯經歷的趣事衛(wèi)茂平接受中國網采訪，講述個人翻譯經歷的趣事中國網：衛(wèi)老師，您能否回憶一下，您最初是如何走上翻譯道路的？衛(wèi)茂平：我認為作為外語老師，除了教學以外，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翻譯。在民國時期，有不少的作家從事翻譯工作，例如茅盾、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等等，他們中文文筆優(yōu)美，又懂外語，留下了很多譯著；建國以后，外國文學的譯介，主要依靠高校外語教師和一些社科院的研究人員，從事翻譯的作家則越來越少。我個人一直把翻譯當作工作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可以介紹德語文學， 另一方面也是對自己的提升。您還記得第一部發(fā)表的譯作是哪本書嗎？我記不太清了，可能是少兒文學類的，我記得90年代初翻譯過4、5本科幻小說（在國內科幻小說被歸類為少兒文學類），對于我而言，也算是一種練筆吧。我最早翻譯的純文學作品是歌德的“維特”，應該是94年吧。一開始接這個任務的時候很猶豫，因為之前有多種“維特”的譯本，譯者從郭沫若開始都是大家。當時我將書名《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少年”二字改為“青年”。這里面有個故事，當時我跟北岳文藝出版社的編輯說，同意我改我就翻譯，否則作罷；出版社當時同意了。不想，書出版了，還是“少年”。編輯解釋說，社領導擔心書名叫做《青年維特之煩惱》賣不掉，影響經濟效益。不過，96年再版的時候，書最終以《青年維特之煩惱》的名字問世了。為什么要譯作“青年”？我后來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專門解釋：“少年”在五四時期有年輕人的意思，而在現(xiàn)代漢語中則最多是到十五六歲的年齡段。維特是一個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至少是二十上下的年紀，他是一個成熟的、有豐富社會閱歷的青年。再譯作“少年”一方面不符合主人公的身份，另一方面有礙讀者對于此書的理解。書中的一個情節(jié)，很多人都會忽視：維特在冬天的田野上遇到一個年輕人，遍地尋找鮮花獻給他的“女王”。原來這個年輕人曾是女主人公綠蒂父親的秘書，由于暗戀綠蒂遭到了解雇，后來他瘋了。另有一個情節(jié)：維特結識了一個年輕的農民，他愛上了村里的一個寡婦不能自拔，但是寡婦家里人要把她嫁給有錢人，于是這個農民為此殺人。在這部書中，算上最后自殺的維特，兩死一瘋，那歌德這樣的安排究竟想表達什么？很少人去考慮。“少年”可能會讓人很膚淺的聯(lián)想到“男女之愛”、“情竇初開”這些意象，我看來實則不然，背后還有更深刻的道理。“少年”不改，這些問題很容易被忽略。很有意思的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一位老德語編輯胡其鼎，他曾為湖南文藝出版社翻譯過這本書，也想改書名為“青年”，出書時還是改成了“少年”，出版社說了一段話以示歉意：改成“青年”恐怕難賣，“影響出版社百十人的生計”。其實，早在民國時期就有作家表示應譯作“青年”，只是沒有正式出版，但是郭沫若的譯本影響力太大，以致始終改不過來。我目前收集“維特”的譯本至少有二十幾種，均做“少年”。我并不敢奢望將所有的版本都改做青年，只是想指出這個問題。也許幾十年后還有人會重新意識到這個問題，會把這個名字改過來吧。您在翻譯中遇到過的最大難題是什么？難題還是很多的，漢語和西方拉丁語系統(tǒng)的語言差別太大，有些表達難于轉換，我這里舉一個例子：前兩年我翻譯過2002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凱爾泰斯•伊姆雷的《慘敗》，原文是匈牙利語，我從德文譯本譯入，因其成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德語譯本的傳播。我翻書這些年，自己的語言能力也在不斷提高，現(xiàn)在我可以講，如果書中有我看不懂的地方，原作者本人往往也很難講清楚。在凱爾泰斯的書中有這樣一個詞叫“奧格旅次”（Oglütz），在上下文中看來是一句罵人話。做翻譯都知道，罵人話往往比較難以翻譯出它的意思，但我還是想弄清這個詞在源語中究竟是什么含義，結果遍查字典不得其解。后來在一次國際會議上遇見了一位匈牙利的日耳曼語言學家，便上前討教，結果他也不認識。我還輾轉托人向原作者請教，沒有收到回復，最后只能音譯加注。有位德國的漢學家，其名我不想提及。他代表一種觀念，反對譯文加注，他認為總有辦法進行轉譯，但是我認為這里只能這樣處理。再如，我曾翻譯過德國書業(yè)和平獎獲得者馬丁•瓦爾澤的《迸涌的流泉》。有人看到我的翻譯，說第一句就看不懂，還有人拿著書去向作者本人請教。我的譯文是這樣的，“只要某事是這樣，它就不是將會這樣的事。”在這里，原文用了第二虛擬式，一方面，漢語里沒有虛擬式，將德語的時態(tài)轉換過來有一定困難，另一方面我在翻譯的時候就考慮，作者本身就想給讀者制造難題。和很多現(xiàn)實主義作家不同，很多現(xiàn)代派作家表現(xiàn)出這樣一種傾向，他們有時不想讓讀者輕易明白書中隱含的意思，讓閱讀變得不再順暢，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可是讀者有另一種訴求，他們希望一眼看懂，否則他們就會認為翻譯有問題。那譯者該怎么辦？是將作者潛在的意思表達出來，還是把作者本就想制造的困難留給讀者呢？關于翻譯的原則，討論起來是個無邊無際的問題。作為大學的外語老師，我本人相對于傾向于忠實原文。我不會按照我的理解將作者的意思顯化。作者選擇繞圈子，那我和他一起繞。因為這畢竟是翻譯，不是再創(chuàng)作。我們看到有的譯文翻譯得很美，卻和原文相去甚遠，我會認為他是再創(chuàng)作。您在所著的《德語文學漢譯史考辨：晚清和民國時期》中有一段提到馬彥祥先生的翻譯理論，說“翻譯甚至難于創(chuàng)作，創(chuàng)作可以自己發(fā)揮，但是翻譯需要反復斟酌，并且還有時空的差異。”您怎么看待這句話？我同意他的觀點。我們不能把翻譯的外延無限擴大，不然人人都可以做翻譯。如果你進行了創(chuàng)作或是編譯，就應該原原本本的注明，不要讓讀者誤以為那是作者的原意。我個人主張翻譯還是要有邊界，什么時候必須忠實原文，什么時候有意譯的自由，必須清楚，否則會鬧大問題。我今年有篇文章發(fā)表在《中華讀書報》上，主要針對荷爾德林的那句詩，“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歸結到譯文，我認為這是一個誤譯，或者說是中國譯者的想象和發(fā)揮。據(jù)我考證，此詩較早的漢譯來自英文。而英文的poetic是無法譯回德文原文所用的dichterisch這個詞的，所以漢譯就成了“詩意”，但這并非荷爾德林的本意。“詩意地棲居”這種表達頗有中國老莊哲學的意味，若是荷爾德林能懂得這句漢語的其中三昧的話，他絕不會發(fā)瘋。依照我的理解，dichterisch從Dichtung派生而來，強調的是創(chuàng)作的意思，在他看來，創(chuàng)作是生命所依；我們再看“棲居”：德文的原文用的是wohnen，很平常的一個詞，而中文“棲居”是鳥停在樹上的意思，明顯的詩化了。如今“詩意地棲居”已經蜚聲海內文壇，我也無力挽回，但還是想指出這個問題，這句譯文說得嚴重點就是以訛傳訛。但是通過這個例子，我們也看到表達更“美”的譯文可能更具傳播效應，尤其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上。比如現(xiàn)在經常在網上流傳的一些翻譯，他們將外文詩套用各種中國的格律來翻譯，精神上是相符的，但是從細節(jié)來看，轉譯的成分非常多，您怎么看待這個現(xiàn)象？你說得沒錯。德國很多大文豪也曾把中國的唐詩宋詞進行改編，表達非常的漂亮，但是他們將這看作再創(chuàng)作，并不以此作為翻譯。如果有的中國翻譯要這樣做，完全可以，但是得聲明。如果這也是翻譯，那所有的人都可以抓住某個文本的只言片語進行發(fā)揮，翻譯還存在嗎？《文匯報》上曾刊登過一篇文章，叫《摳字眼的翻譯該更新了》，而我的文章恰恰是在摳字眼，如果翻譯都不摳字眼了，該如何是好？現(xiàn)在的一個趨勢就是打破翻譯的界限，所以翻譯的外延越來越大，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注意的大問題。當年魯迅在翻譯理論上曾主張 “硬譯”，現(xiàn)在來看，他本人也有很多苦衷。當然我們知道現(xiàn)在有一些很有趣的現(xiàn)象，比如莫言獲獎之后，他對葛浩文說，“怎么翻譯是你的事情”。我們看葛浩文的譯文，會發(fā)現(xiàn)莫言原文中的很多情節(jié)都被改掉了，那西方讀者如何知道這是莫言的原意還是葛浩文的創(chuàng)作？如果我是譯者，我會加注說明，原文是怎樣，我是如何改編的，對原作者負責。中國翻譯研究院日前在北京成立，其中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圍繞建設融通中外話語體系的目的，組織研究涉及包括中國經典文學、歷史、哲學、中醫(yī)中藥等傳統(tǒng)經典，中國文化與文明和涉及當代中國建設與發(fā)展道路、制度、理論、價值觀念等時政類對外翻譯的重點、難點問題，建立權威的對外發(fā)布機制”。您對中譯外的工作有何看法和建議？關于這個問題，我想先講我的一段經歷：上海世博會前夕，上海音像出版社制作了一套光碟，叫《走進新上海》，我校受委托將此文譯成各個語種，我當時負責翻譯德文版。譯后我還寫了一篇文章以為感慨：這種文章沒法“譯”！造成這個問題的一個原因是，漢語原文的作者眼界不高，行文浮夸，什么都說成“最好的”。有一句，說虹橋賓館的建筑完全是用美國標準。我在譯文完成后請一位母語者校稿，對方和我講：‘衛(wèi)先生，對于我們而講美國標準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因此，我不得不打破自己始終遵循的忠實原則，進行了大量的刪減和修改。如果我們是向國外的受眾介紹中國現(xiàn)狀，不能簡單的翻譯原文，而是要再創(chuàng)作，要顧及對象國讀者的Erwartungshorizont（理解準備）。最好是由懂外文的中國人和懂中文的外國人一起擬定稿件，否則效果可能適得其反。有一個機構組織這樣的工作，更需要合適的策略。而對于經典的古典著作的翻譯，我認為要盡可能的忠實。這部分作品，年代久遠，在國外流傳很廣，改編也很多，如果要進一步發(fā)掘的話，需要更加完整精準的譯本。因為欣賞階段過后，就是研究階段。改編的作品自然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是可能會產生誤讀。針對對外翻譯，我還考慮到另外一個問題，對外宣傳、樹立中國的積極形象，需要各個方面的工作共同作用，對外翻譯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中國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高速發(fā)展而文明水平相對落后。在這種情況下，要依靠對外翻譯提升國家形象，有些“勉為其難”。可能還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國力的增強，國民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對外翻譯才能有的放矢，國外的受眾也更容易接受。對于中國目前的翻譯界，您認為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目前翻譯的產量之巨大，是民國時期無法比擬的。但是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對于一些經典作品，重譯多、新譯少。就比如《浮士德》這么難翻的作品近幾年竟有七八個版本涌現(xiàn)出來。可是歌德還有多少經典的作品還沒有漢譯？目前大家所做的歌德作品的翻譯大部分在民國時就有了。對于其他作家的譯介也都存在這個問題。要知道，“重譯”和“新譯”所花費的功夫完全是沒有可比性的。相比于前人，如今的翻譯沒有那么勤奮，樂于取巧。從時間的維度來看，語言的變化的確非常大，重譯有其一定的理由，比如在郭沫若翻譯的歌德譯本之后幾十年，再出現(xiàn)一個新的譯本，我認為是正常的�？墒遣粩嘤谐霭嫔�、翻譯在重復的翻譯一些作品。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經典的作者不存在版權問題，然而一方面重譯浪費的人力物力相當多，另一方面還有很多經典的作品無人問津，這是非常可惜的。還有一個問題，對于英語以外的小語種，還有大量的人文社科類的著作是從英語轉譯而來。就以德語為例，我所收藏的不少譯本都是由英語轉譯，原因所在可能是合格的德語翻譯人才相對欠缺，而英語過剩。對于譯者的素質我想說，翻譯需要錘煉，沒有幾十萬字、甚至上百萬的積累，恐怕下筆就沒有把握。還有我們都知道的常識：翻譯不僅外語要好，母語更要出色。民國時期，很多翻譯家本身就是作家，他們的母語清晰流暢，而現(xiàn)在從事翻譯工作的大部分是外語教師或者研究人員，總體上來看，其母語功底和民國時的作家相比有一定差距。所以我認為，如果有志于翻譯事業(yè)的話，除了外語水平要過關以外，母語的能力一定要提高。人物介紹衛(wèi)茂平，上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F(xiàn)任上海外國語大學德語系主任，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外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德語專業(yè)指導分委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德語文學研究分會副會長等職。1982年6月畢業(yè)于原上海外國語學院德語專業(yè)，并留校任教。1986年赴德國留學，主修德語文學，輔修英語語言文學、歷史學。1989年11月獲德國海德堡大學哲學（德語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底回國任教。1994年至1996年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客座研究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學術著作曾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以及“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目前已經出版德語文學、哲學譯著約三十余部。其中有《青年維特之煩惱》、《惡-----或者自由的喜劇》，《迸涌的流泉》、《慘敗》、 《尼采思想傳記》、《朝霞》、《瓦格納事件、尼采反瓦格納》等；主要學術專著有《中國對德語文學影響史述》、《異域的召喚――德國作家與中國文化》（主筆）、《德語文學漢譯史考辨----晚清和民國時期》等，此外還參加了多部德語詞典和德語教材的編撰工作。世聯(lián)翻譯-讓世界自由溝通！專業(yè)的全球語言翻譯供應商，上海翻譯公司專業(yè)品牌。絲路沿線56種語言一站式翻譯與技術解決方案，專業(yè)英語翻譯、日語翻譯等文檔翻譯、同傳口譯、視頻翻譯、出國外派服務，加速您的全球交付。 世聯(lián)翻譯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交往城市設有翻譯基地，業(yè)務覆蓋全國城市。每天有近百萬字節(jié)的信息和貿易通過世聯(lián)走向全球！積累了大量政商用戶數(shù)據(jù)，翻譯人才庫數(shù)據(jù)，多語種語料庫大數(shù)據(jù)。世聯(lián)品牌和服務品質已得到政務防務和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大中型企業(yè)等近萬用戶的認可。- 上一篇：新稿酬標準既叫好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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