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胡安江質疑西方世界翻譯中國文學，究竟是翻譯“文學”，還是翻譯“中國”時，他實際上要闡明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文學翻譯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文學問題，也不是一個只要跨越語言障礙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同時受制于文學之外諸多因素影響的綜合問題。
　　胡安江是在日前于上海師范大學舉行的“首屆外國文學與文學翻譯研究新思路青年學者峰會”上做這一表示的。在他看來，就中譯外而言，在語言的表象之外，深藏的是各類贊助人體系與各種利益之間的互動與博弈。“西方文學系統(tǒng)內外的專業(yè)人士、各類贊助人，以及主流意識形態(tài)、主流詩學、權力勢差、文化失衡等多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縱著西方讀者閱讀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興趣。”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何以如胡安江所言，海外的商業(yè)出版社在選擇翻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時，總是青睞那些在他們看來能反映中國現(xiàn)實的作品；何以從傳播與接受的現(xiàn)實考慮與市場推廣出發(fā)，英語世界總是有意識地發(fā)掘并放大符合西方主流文學傳統(tǒng)的“寓言反諷”和“倫理寫作”等敘事手法。“他們那么做，顯然是在以種種‘變形記’，拉近中國文學與西方讀者之間的審美距離。”
　　這在某種意義上也因為，如胡安江所說，因為歷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使得西方讀者比較依賴中國文學作為了解中國的文獻資料，從而對文學做“政治化”與“倫理化”的解讀。“也因為此，如何讓中國文學在外譯過程中回歸文學的‘正途’，或許是我們在文學‘走出去’進程中需要認真思考的重大理論問題之一。”
　　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是，培養(yǎng)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
　　話雖如此，目前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的了解，就如美國漢學家桑稟華坦承的那樣，在美國提到中國作家，連美國知識分子可能也只知道一兩個人，比如莫言。“紙托邦”（paper Republic）創(chuàng)始人、美國翻譯家阿布漢森則表示，雖然中國人非常急迫地向外推廣本土文學，但海外從出版社、媒體、學者到普通讀者，大部分讀者對于中國文學一無所知。“這不是抵制，也不是不喜歡，就是一個空白。”
　　問題是既然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綜合國力已經提升到了別國無法忽視的程度，為何西方世界并沒有急著去填補這個空白？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是因為如胡安江所說，我們忽視了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一個國家的文學在世界文學多元系統(tǒng)中的地位，與其經濟地位改善與否并沒有直接的關系。“拉美文學難道不是眾所周知的這方面極其典型的反證嗎？”
　　實際上，正是基于改變經濟發(fā)展與文化影響力不對等的現(xiàn)象，中國多年來一直在加大推廣中國文學、文化的力度。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就進行了一系列文學外譯活動，如“熊貓叢書”等，但效果并不明顯。“西方世界對于中國文學的‘東方主義’凝視及其根深蒂固的‘歐洲中心主義’心態(tài)、以及西方媒體對于中國政治與中國歷史長期的片面報道，使得中國文學在西方讀者眼里，一直是中國政治的‘附庸’。我們某些推廣，可能只是強化了這種‘附庸’的印象。”
　　基于此，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謝天振表示，我們有必要擯棄“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學會尊重和適應譯入語的文化語境。以他的理解，在文化外譯上，過多強調“互相尊重”、“平等交流”看似有理，實際上并不可取。因為文化外譯不同于對外宣傳。“在對外宣傳上，我們當然要掌握話語權。但是文化外譯則不然，它首先不是要去爭什么‘話語權’，也不必把‘尊重’和‘平等’機械地數字化，以為我翻譯了你一百本書，你也應該翻譯我同等數量的作品，或是在外譯上追求‘大而全’，而是培育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和愛好，進而逐步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全面、正確的認識。”
　　顯見的事實是，現(xiàn)階段，特別是在英語世界，還沒有形成對外來文化、更不要說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一定數量的接受群體。在這樣的情況下，謝天振以為，強調把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粹的典籍翻譯出去，卻不顧對方是否喜歡，能否接受，這樣的文化外譯，不僅不能讓中國文學文化真正“走出去”，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正因為此，謝天振表示，目前我們最需要努力的是，培養(yǎng)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問題在于該怎樣激發(fā)這種興趣？謝天振認為，不妨從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里吸取有益的經驗和教訓。“西方傳教士所做的其實也是一種文化外譯活動，雖然由于它的宗教背景，顯得比較特殊。”他表示，當年傳教士來到中國，雖然是來傳教的，但首先奉上的不是福音書，而是自鳴鐘、望遠鏡、三棱鏡、地圖等等。正是這些新奇的事物，引起了當時中國人的濃厚興趣。“事實上，他們在中國期間撰寫出版的有關西方科學、文化方面的書籍卻比直接與宗教有關的書籍要多得多，但與此同時，他們傳播了宗教思想。”
　　而以最近的例子，謝天振以為可以從日本在文化推廣方面的做法得到一些啟迪。“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加州某大學任東亞系主任，他看到美國孩子多去選擇讀日文，卻不來讀中文，好奇地問他們?yōu)槭裁催x擇讀日語？得到的回答是，他們從小看日本的動漫，現(xiàn)在長大了，想進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謝天振由此意識到，動漫雖然算不上是日本文化的精粹，但從長遠看，恰是動漫培育了美國孩子對日本文化的興趣與愛好，從而為日本文化在美國的進一步譯介打下了基礎。
　　好的翻譯應該不是“翻譯”，而是“原創(chuàng)”
　　當然，引發(fā)興趣有一個需要長期付諸努力的，潤物細無聲的過程。這并不意味著，在引發(fā)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學的興趣之前，翻譯就無所作為。恰恰相反，這應該是同步進行的事情。問題只在于，怎樣讓翻譯做到行之有效？
　　正如胡安江所說，在翻譯行為所指向的“策略抉擇”方面，擺在翻譯者面前，歷來有“異化”和“歸化”兩種選擇。從民族感情和本國人民的接受度來看，“異化”看似更理想的選擇。從我國目前的中譯外來看，我們也的確更多走了“異化”翻譯的路。“我們抱著‘忠實’與‘充分性’的美好‘譯’愿，致力于傳播‘原汁原味’的‘中國聲音’。但‘譯’愿歸‘譯’愿，效果卻是不如人意的。”
　　有了這樣的對照，在胡安江看來，那種關注目標讀者“可接受性”、縮短對象國受眾與翻譯文本心理距離的“本土化”的歸化翻譯，即所謂“用目標讀者聽得懂的語言來講述本國故事”的策略，才是文化外譯之首選。胡安江舉例表示，即使是美國學者勞倫斯·韋努蒂那樣的“異化派”斗士，也不得不承認：絕大多數出版商、書評者和讀者認可的譯本，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小說還是非虛構，都是那些讀起來流暢的文本。換言之，好的翻譯應該不是“翻譯”，而是“原創(chuàng)”。
　　以胡安江的理解，韋努蒂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無論哪國文學“走出去”的初衷與所指向的讀者群體，毫無疑問是普羅大眾讀者，而不只是那些將翻譯文本當作“翻譯”而不是“原創(chuàng)”來讀的“精英讀者”。“以創(chuàng)建于1935年的企鵝出版集團為例，近百年來，他們?yōu)槭澜绺鞯氐淖x者出版了無數的‘企鵝經典’。按照其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里歐的說法，他們的譯叢就是要努力地‘用現(xiàn)代英語為普通讀者呈現(xiàn)可讀性強而且引人入勝的偉大譯本’，正是在這樣的指導原則下，企鵝叢書和企鵝譯叢都將‘流暢’作為自己的編輯政策與翻譯政策。”
　　這并不難理解，上世紀初嚴復、林紓等人翻譯西方學術論著和文學作品，就選擇了“歸化”策略，并注重當時的中國讀者能“流暢”閱讀。謝天振表示，他們不僅對很多作品做了大量刪改，甚至還把有的小說“改譯”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章回體小說。“然而中國讀者正是讀著嚴復、林紓以及他們的后來者翻譯的作品，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叵胍幌�，經過了多么漫長的時間，我們才得以讓手中捧讀的翻譯作品，從當初的刪節(jié)本變成了今天的‘全譯本’和某某外國作家的‘全集’。”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謝天振表示，面對當今世界、包括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文化的譯介中存在的某些“連譯帶改”、甚至一些“誤譯”和“曲解”等現(xiàn)象，我們不必大驚小怪，因為文化交流需要一個過程。“嚴復當年翻譯《天演論》，一開頭就把原文的第一人稱改成了中國讀者習慣的第三人稱。他還把原作的后半部分全都刪節(jié)掉了，我們會因此就質疑他當初這樣‘翻譯’外國作品，是對中國讀者的‘曲意奉迎’嗎？很簡單，他只是為了讓譯本便于中文讀者接受罷了。”
　　在翻譯研究上，我們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覺
　　不能不指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我們之所以自然而然地傾向于“異化”翻譯，也未必只是民族感情使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追本溯源，如謝天振所說，我們對某些翻譯理念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
　　即以嚴復提出的，被后世封為翻譯必須遵循的金科玉律的“信達雅”思想而論，謝天振表示，這一百多年來國內翻譯界環(huán)繞其展開的闡釋，大部分都是對嚴復所說的本意的誤解、誤釋、誤讀。“因為許許多多的闡釋，我們都約定俗成地認為，翻譯先要‘信’后要‘達’再要‘雅’。然后說，‘信’是忠實于原文，‘達’是譯文要明白曉暢，‘雅’是指文字優(yōu)雅。但如果我們認真讀《天演論》的序言，我們可以看出，嚴復把‘達’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因為，你的文字有了‘信’，如果不能“達”，那么從效果上講，你即使翻譯了也跟沒翻譯一樣。”而所謂“達”，在謝天振看來，就是要讓譯者的譯本，以最佳的形式，在譯入語境里面得到接受、得到傳播、產生影響。“這是‘達’的本意，也是翻譯的本質。”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上海師范大學教授鄭克魯強調，雖然翻譯研究不能替代翻譯實踐，但翻譯研究依然是很有必要的，因為對翻譯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同時如上海師范大學教授朱振武所說，在翻譯研究上，我們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覺。“我們要在學習吸納一切世界文化的基礎上，打造自己的翻譯理論，而不是過度依賴甚至套用西方文論，讓自己處于嚴重失語狀態(tài)。”
　　而基于當下中國文化、文學翻譯現(xiàn)狀，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查明建倡言，我們更需要從譯入語文化角度來看翻譯問題。“因為翻譯涉及了太多帶有復雜性的問題，它不只是簡單的語言轉換，而是對原文某種程度上的改寫，而所有的改寫，都是出于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的，或其他方面的意圖的改寫。以此看，翻譯更是一種國家行為，一種共同體行為，它同時還是一種審美行為、經濟行為，等等。”
　　這在某種意義上提示我們不宜離開具體的文化語境來談論翻譯問題。仿如我國翻譯西方文學走了從“歸化”到“異化”的過程，西方世界翻譯中國文學，也不可避免地會經歷從翻譯“中國”最終到翻譯“文學”的過程，只有通過長期艱苦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中國文學在外譯過程中，才會真正回歸文學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