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日，日寇五六百從昔陽進攻和順，到西寨村時，盡捕居民，叫他們互相捆縛，連成一串，牽到一個屋子里，再叫一個居民縱火燒屋。有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和親戚關在屋里的這個被迫放火的居民，怎么能夠忍心下手呢？你放火不放？ 不放嗎？ 立刻就被刺刀戳死……房子里的人，被燒得哀叫；房子里的小孩子在臨死之前，大聲地驚哭。沒有被趕出的豬牛和羊，燒得狂奔、怒吼和哀鳴。在豬牛和羊的叫聲中，夾雜著人的悲泣。而日寇笑了。(《戰(zhàn)地日記》1938年1月13日)。
　　這是惡魔導演的戮殺我華夏民眾暴行圖。其間字字血，聲聲淚。歷史雖然已經(jīng)遠逝，但作者這血染的檄文，卻無時不在控訴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作者對民族慘遭凌辱所作的令人痛心的描寫，將永遠警告國人毋忘國恥，強我中華。在作者的筆下，日寇不僅殘忍，而且也極其卑污：“敵人退卻時，把村里各家人家一切可以燃燒的器物盡行燒毀。沒有一家的門窗和椅凳，沒有被燒盡。遺留的食物撤滿大便，炕上也到處撒著糞便。”(《戰(zhàn)地日記》(1938年1月13日)甚至“燒飯的鍋爐上，撒許多大便。”(《晉察冀邊區(qū)印象記·劫后的東冶頭》)這就是“文明人”的所謂的“軼事”。  
　　敵人的殘暴敲醒了民族曾經(jīng)麻木的神經(jīng)。在國破家亡之際，中華民族開始怒吼了！“抗日高于一切”、“還我山河”已成為時代的強音。周立波渡的作品以極大的熱情和主要的篇幅敘寫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軍民奮勇抗日的斗爭事跡。作者在《晉察冀邊區(qū)印象記》序言中寫道：“把這本書獻給晉察冀邊區(qū)的戰(zhàn)死者和負傷者。假使它有為讀者一時喜悅的幸運，那是他們賦與的。他們的英靈和血，永遠是中華民族的光華，和世人的驕傲。”他在《南下記》的后記中也說：“使我不甘沉默者，并不是由于我經(jīng)歷很多，而是由于我看見了和聽見了這些。八年抗日戰(zhàn)爭中，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屈不撓地堅持人民解放的戰(zhàn)爭。在這兩支兄弟軍隊的戰(zhàn)場之上，天天發(fā)生不平凡的事跡。這將是文藝寫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周立波的這兩段話告訴讀者謳歌抗日軍民是其作品的主旋律。這種主旋律體現(xiàn)的就是抵御外侮，英勇抗敵的愛國主義精神。演奏主旋律作品的主人公，即是那些精忠驍勇的抗日將士和同仇敵愾的民眾。周立波報告文學的歷史價值，我以為最主要的就是作者用生動真實的材料塑造了在歷史大事件中中華好兒女可歌可泣可敬可愛的壯美形象。他們不僅締造了歷史，而且也從歷史中走來，成為后人心中永遠高聳的豐碑。
　　周立波的作品屬軍旅之作。如處理不當，會寫成隨軍記事一類的流水帳。但作者并沒有見事不見人，相反，他將人物表現(xiàn)作為作品的中心之一。他筆下的人物是多樣的，也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這些人物中有少年。有老人，有婦女，有士兵，也有將領，比較多的是單個敘寫，但也有的作整體觀照，描畫其群像。其中有的人物頗為特殊，令人難忘。像《白塔村的劉福娃》中主人公便是千萬個抗日少年中的一個杰出的代表：“福娃已經(jīng)十三歲，但發(fā)育得不好，看去只有八九歲模樣，臉焦黃，人瘦小。”作者將這樣的一個人物置于一個特殊的場景中加以展示。豺狼當前，孩童的天性當是贏弱的。但抗日的烽火已將人民(包括孩童)熔煉成堅強無比的鋼鐵。敵憲兵隊長逼問福娃村里“有沒有民兵？”福娃“他仰起頭來回答道：‘沒啦”’。敵人惱羞成怒將他摔到山崖下：
　　加藤看見孩子還在酸棗刺叢里動彈，叫兩個鬼子下去把他提上來。孩子的右臂已經(jīng)被摔斷，小臉被酸棗刺和尖石塊扎得稀爛，血混著灰土，漫流在臉上。加藤拔出指揮刀，用刀尖指著他心窩問道：“民兵有沒有？說。”孩子的聲音已經(jīng)十分的微弱，但是大家還是清楚地聽見他的回答：“沒啦。”敵人一刀把劉福娃殺了。
　　呈現(xiàn)在讀著面前的是一幅壯士殉國圖。主人公“威武不能屈”的忠勇和氣節(jié)是何等的氣貫長虹！讓人特感驚奇的是作為壯士的只是一位少年。少年身體的贏弱與精神品格的剛強形成強烈的反差。這反差讓人感到的不只是悲痛，而且也因人物形象之偉岸而令人感奮：“一個身體很差的孩子，卻有著勇壯山河的氣魄，偉大的中華民族的好孩子！”在周立波的作品中不僅一般的民眾積極抗日，就連平素只管誦經(jīng)燒香不問塵俗之事的和尚也參與民族的解放斗爭�！端麄兂隽思�，但并沒有出國》敘寫的就是一群抗日的特殊對象--五臺山上的和尚和喇嘛。他們“執(zhí)著槍刀在日夜放哨。為了抵御殘暴的日本強盜，捍衛(wèi)垂危的祖國。僧侶們暫時走出了經(jīng)堂，破除了殺戒，用鋼刀來保證‘如來’的愛。”周立波的這篇作品有著重要的題材意義。他從一個特殊的側面昭示人們，抗戰(zhàn)御寇已成為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共同心聲和行動。
　　周立波善于從不同的方面擇取有代表性或有特殊意義的人物加以表現(xiàn)，通過他們展示抗日軍民的精神品質和戰(zhàn)斗風采。作者這樣的設計，旨在強化一個意念。這個意念作者曾在《晉察冀邊區(qū)印象記》扉頁上用轉引國際友人關于新長城的一段話表示出來：“民族的精神，我們英勇的中國的同志多年以來所號召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奮張起來，成為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國長城。”因此，我以為周立波報告文學的主題，似可解為“新長城”頌。
　　在周立波作品的人物中，還有一類是特別引人注目的，這就是抗日武裝的將領。他寫到的這類人物有徐海東、田守堯、聶榮臻、王震、王首道、王恩茂、李先念、彭德懷、徐向前、陳賡等十數(shù)人。作者既注意描寫這些職業(yè)革命家、軍事家所共有的智勇武略和忠誠革命的品質風范，同時也善于凸現(xiàn)他們作為單個人所具有的性情氣韻。在《徐海東將軍》中作者突出地寫了主人公的“愁”。作品用懸念式敘寫，先作鋪墊，后揭出人物的“愁”底：“悲悼戰(zhàn)死者，悲悼那象一個家屬的成員一樣的他的同志，他無意中流露了憂傷。”作者用“家屬”一語十分生活化地點出了將軍與其部屬間的獨特關系。對于將領的描寫，我以為最成功的要數(shù)關于王震的。作者對王震的描寫用筆最多，以散點透視與集中展示相結合的方法來給人物造型。作者既對王震設專篇集中表現(xiàn)，同時又在別處隨機地速寫人物。作者還特別注意選用典型細節(jié)表現(xiàn)人物的聲氣態(tài)勢和精神品格。《王震將軍記》一篇就是用細節(jié)鏈構筑人物形象的。王震是一個喜歡在第一線指揮作戰(zhàn)的首長。有一個細節(jié)就反映了他的這種特點：“王震同志也因為腰痛，躺在擔架上，右邊山上傳來了槍聲，他從擔架上跳下，左手支著發(fā)痛的腰子，赤著腳板，從那布滿石子和荊棘的山路上，一直向槍聲稠密的地方跑去。”這里，作者用一連串的動詞，十分具體而形象地再現(xiàn)了人物不畏艱險，忠于職守的感人情景。王震還是一個有名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軍人。作品寫道：“在山西文水的一座松林里，康白同志用他隨身帶的儀器，還在半山腰，就測出了山峰海拔的尺數(shù)。王震同志歡喜地叫道：‘科學家萬歲’。”把王震對科學真誠的崇尚之情寫活了。作品就這樣把人物寫得有棱有角，使之卓然活動于字里行間。
　　周立波的報告文學，就其體式而言，我以為可名之為隨筆體。茅盾曾說報告文學的“形式范圍頗為寬闊，長至十萬字左右，簡直跟‘小說’同其形式的，也被稱為‘報告文學’；日記，印象記，書簡體，shetch--等形式的短篇，也是。”[19]其中的日記、印象記等大約都可人隨筆一體的。這種隨筆體報告文學，從篇幅看多為短制。有的一部報告文學雖稱為長篇，但其間是由若干短篇組成的。它們各自獨立，又互有聯(lián)系。周立波的幾部報告文學，大都是屬于短篇集合性質的。周立波的隨筆體，與其寫作的環(huán)境有關。作者隨部隊輾轉千里，戰(zhàn)斗的環(huán)境使其沒有時間的余裕對作品精工細作，更不能結撰長篇。他寫作時常“把兩只腳泡在水里。湊在忽明忽暗的燭光下”。[20]這樣，以隨筆之體寫作報告文學就顯得特別適宜了。同時，我們還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是受了基希的影響的。《秘密的中國》實際上并不是一體的長篇，而是由23篇各自獨立的短章構成的。其寫作風格也給人隨筆樣的感受。
　　隨筆體，并不僅是篇幅短小之謂，而更多的是指它的內部構造簡便隨意。周立波的報告文學表現(xiàn)在章法上，常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可不止。作者無意于結構開合的謹嚴，唯求自然而已。作品似無擺出架式做文章之狀。像《戰(zhàn)地日記》采用日記體，作品中很多地方根本沒有開頭，也無所謂結尾，只把內容表達出來就是了。這樣就使作品顯現(xiàn)出一種簡單明快的態(tài)勢。他曾說：“用怎樣的簡單、明了而有力的文學形式來反映并批判現(xiàn)實，是每一個作家應當考慮，而且也有人考慮了的事情。”他的創(chuàng)作還是實踐他理論主張的結果。隨筆體報告文學給作品材料的選擇與組合以極大的便利，便于作者縱橫交錯地穿插材料，將有限的篇幅編織成立體狀的載體，使作品增量擴容�；�希的作品能將事件當前的最重要的狀態(tài)與其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焊接”起來，周立波的作品得其經(jīng)驗，能在極有限的篇幅中將材料騰挪移接，豐富充實了作品的信息量。我們可以《萬里征程》中的一則日記為例說明周立波作品中的這種特色。這則不足千字的日記，開篇由眼前景寫起：“初雪，雪花無聲地落著，屋瓦、草堆、墻頭和井架都一片純白。”由此起興，寫到邊區(qū)民兵“頭挽白羊肚毛巾”的裝束。接著寫王震開會結束后與人在屋里談天的兩段話，忽然插進肖林達所述的王震的故事，這里便由現(xiàn)時突入了歷史。這樣的寫法就如電影中的“疊映”，材料的組接十分靈便，給人多變感與豐富感。
　　周立波采用隨筆體撰寫報告文學，使其作品在表達方式的選用上也多了一種變化的自由。作為敘事文學樣式的報告文學，當以敘述作為其主要表達方式，但同時也需有非敘事性話語的穿插。這一方面是為了對表達進行調節(jié)，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為了滿足不同內容的表達需要。這樣，作者在敘述的同時，也常常需要加入描寫、抒情，或者是議論等，使表達顯得搖曳多姿。周立波的作品在敘述中，常信手引入對場景的描寫。他對自然景觀的描寫頗含散文的韻味。這是《南下記·平原上》的一段描寫：
　　汾河平原非常的遼闊。夜深了，北斗七星差不多觸到了地面。在我們前面忽然升起一盆火，壓倒了星星的微弱的光輝。粗粗一看，好象是敵人碉堡上的火炬。聶洪鈞同志以為是太陽出來了。他擔心著還沒有過汾河，天就亮了。但當那一團火光升得更高時，我們才知道，那是月亮。在這北方平野的深夜里，月亮出來是這樣的紅，象火海，象朝陽，真是奇景。
　　這里，作者寫出了風景之奇麗，戰(zhàn)地之情趣。用字可感，描寫真切形象，給作品平添了郁然的文采。報告文學具有政論性的特征，因此作者在敘寫過程中，也不時地詠懷述志，以議論的表達方式直接評述人事物景。周立波作品中有不少是像“要先有獨立的祖國，然后才有歡快的個人生活”(《戰(zhàn)地日記》)、“憤怒和悲哀是一樣沒有用的。對付野獸，只有用刀槍。”(《萬里征程》)等精警哲理之論。
　　隨筆體的運用，給周立波的寫作帶來許多便利，也產(chǎn)生了不少好的表達效果。但與之相伴也有一些不足。主要是隨筆的立體穿插，有時不免顯得有些零散；隨筆體簡裝從略，但有些地方因過簡而有匆匆粗疏的缺陷。我們指出了這些不足，但無意也不應該苛求在戰(zhàn)斗中寫作的周立波。周立波曾說：“用事實做指南的報告文學就有它存在的價值，而且，要是報告文學真正能夠成為我們一代人的真實生活圖畫的時候，就是將來，也還有價值。”我想這話用之于評價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合適的。周立波的作品正是有著這樣的價值，因為在他的隨筆體報告文學中就活動著一種真實的歷史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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